五四想毕其功于一役，但实际上不可能。

[46] 所谓大者，就是心所性之诚，所谓小者，就是耳目之欲。这就赋予审美意识以道德原则，如能反身而诚，便能实现天人一体之乐。

因此，在理学体系中，乐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美感体验或纯粹的形式美。[84]《与俞纯夫》，《明儒学案》卷三十二。对此有所认识，有所体验，就是大乐而不是一般的乐。所谓颜子、仲尼之乐，也就是圣希天、贤希圣之意，实际上是天人合一境界。因此，这种境界不是超越的形而上学本体境界，而是天人一气鼓荡、情境交融的自然境界。

[81] 王艮把良知和乐合而为一，也就是把认识和体验合而为一，这种自我认识、自我体验的方法，也就是自我评价、自我实现的方法。儒家哲学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一种情感哲学。义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正义、公正。

但不是从表层或负面接受它，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，从深层底蕴理解和继承其精神生命，这样就能开拓企业发展的新境界，实现人生的理想，得到人生的乐趣。生态哲学将成为21世纪哲学发展的主轴。人越受到尊重，就越有自觉性、创造性，在市场行为和国际竞争中，尊重和诚信就更加重要。这实际上是对人类的警告。

比如用重金赎过奴隶（法律规定，他可以到国库领取赎金，但这意味着被解放的奴隶又变成了奴隶，因此他不去领）。一是自然境界，这种人和动物差不多，没有自觉。

实行家长制管理，提倡绝对服从，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。这就是最高的人生理念。老板和员工之间不能只是冷冰冰的雇佣关系和金钱关系，当然更不是私人关系。所谓人文主义，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理念，但又不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。

这同西方的纯粹形式的、逻辑推理的、数学运算的那种理性确实是不同的。这样的人就是宇宙的人，不只是社会的人。追求事业成功，造福于人民，有成就感，这是很好的愿望，但是，人不只是赚钱的工具，他还有自己的人生理念。这与当前西方兴起的旨在批评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有些接近。

有远见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，并且开始发展生态企业。在西方，爱被归结为上帝之爱，爱是上帝的属性（上帝是最高实体），仁要按照上帝的启示去做。

境界似乎是无形的，但又是有形的，是在日常行为和工作中表现出来的。孔子说：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

二是功利境界，有了自觉，但一切为个人功利打算，目光短浅。这些话就是指个人尊严而言的。上无愧于天，下无愧于地，亦即无愧于自己的良知、良心，这就是个人的尊严。境界就是对整个宇宙人生意义的理解，它不是纯粹知识性的认识，如同生物学对生命的认识、医学对生理疾病的认识。但这种理性也是重要的，是人类理性的重要部分，其特点是能够满足人的情感需要，使人心安理得。而价值是由情感决定的，不是由科学认识决定的。

决不能把当前的腐败统统归罪于儒家文化，当前的腐败现象正是儒家文化被扭曲的结果。实践德性、仁德，就是敬畏天命，不是祈求天的保佑。

他一生除了资助他的老师，还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。但人的情感是非常复杂而多种多样的，下至纯粹的私人情感，上至宗教性的情感，儒家都很关注，但儒家提倡的是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情感与审美情感。

它首先从家庭的亲情关系开始，从中享受到天伦之乐，并能获得精神力量。人要满足情感需要，但必须合理，从这方面讲，儒家主张情感与理性的统一。

西方有天赋人权说，个人权利不可剥夺。春秋时期，商业发达，竞争激烈，各国之间自由开放，子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经商的。自然价值（概念）的提出，是人类文化史的又一次革命性变革。从现实层面看，这话不无道理。

中国的哲人说：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人在中间，要堂堂正正做个人。他是一位自由商人，不是后来的官商。

在中国哲学看来，人有怎样的境界，就有怎样的形象，境界不同，形象就不同。进而到社会的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这条黄金规则，能在工作和交往中和谐相处，受到尊重和鼓励。

反而在私人情感方面，儒家倒是缺乏正面论述和应有的界限，因而容易出现无序状态。企业家的人格形象也是在自我修养中形成的。

有没有儒家资本主义模式？这个模式是不是家族企业？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。家长制应当代之以现代管理，这涉及经济结构的问题。这种修养建立在自尊和对自我价值的体认之上，同时又有一种自我担当和自信，能够得到他人和社会的信任和尊重。人生在世能不能心安，这是人的价值诉求的问题，心安就能得到快乐，不安就会受到谴责，包括良心的谴责，便无快乐可言。

所以，中国哲学提倡人的自觉自律，也就是为己之学。我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过，人有四种境界。

但天的目的是由人来实现的，人才是目的本身。比如纳税人必须纳税，这是法律上的义务。

中国哲学则是从宇宙生命的意义上重视个人的，认为每个人都有天赋的德性，因而有自身的价值。三是道德境界，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并能自觉地按道德原则行事。